半岛全站app通胀还是通缩——全球经济迷思

　　《通胀，还是通缩——全球经济迷思》由日本学者渡边努教授所著，是日本讲谈社现代新书系列的一本“口袋书”。渡边努教授于1982 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入职作为日本央行的日本银行，曾在日本银行营业部、信用机构局和调查统计局工作，经历了日本膨胀到崩溃的全过程。于1991 年和1992 年分别获得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99 年开始供职于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2011 年任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经济学部教授，2019—2021 年担任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主任、经济学部长。在学术研究的同时，渡边努教授非常重视学术实践，2013年运用POS（零售终端信息管理系统）机数据和在线购物价格数据等信息测度构成日本CPI（消费价格指数）的600 种产品的价格变化情况，聚焦单个产品价格变动与整体CPI 之间的关系，这个指数最初被称为“东大日频物价指数”，现在被称为“日经即时CPI 指数”。该指数具有速报性质，运用信息技术刻画经济活动的细微变化，可弥补政府统计的滞后性，被称为“另类数据”。在本书中，作者将根据这些数据制成的图称为“渡边图”。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同时，渡边努还参与了政府部门的工作，2018 年开始担任内阁官房统计改革推进委员会委员、总务省统计研究研修所客座教授，2020 年开始担任财政制度审议委员会委员。

　　渡边努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货币政策与物价。鉴于他在日本物价研究领域和物价统计实践方面的贡献，他被日本媒体称为“日本物价研究第一人”或“日本物价统计第一人”。关于疫情暴发后通货膨胀走势的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及央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疫情暴发初期的物价下降曾一度让人们担心会出现通货紧缩现象，在这种氛围下，2020年渡边努在论文中提出了疫情会引发通货膨胀的观点。遗憾的是，统计数据迟迟没有验证这个观点。直到一年后的2021 年春季，欧美国家物价才出现上涨。本书描述的就是作者在新冠疫情暴发后针对通货膨胀走势研究的心路历程，既有最初提出截然不同观点的自信，也有等待统计数据的忐忑，还有对自身错误预判的反思，更有对逻辑假说的慎重和对证实假说的执着。这就是《通胀，还是通缩——全球经济迷思》！

　　本书是围绕当前通货膨胀的两个谜团以及日本的物价“异象”而展开的。两个谜团分别是引发当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和如何应对此次通货膨胀。日本物价“异象”是指在主要国家遭受通货膨胀打击的背景下，日本出现了慢性通货紧缩与急性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增加了日本物价问题的复杂性。

　　一是率先声明，通货膨胀的原因不是俄乌冲突，关键的证据是在俄乌冲突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如全球主要国家智库和金融机构的专家，早在2021 年春季就开始提高2022 年的通胀预期，这比俄乌冲突的发生整整早了一年。当然，俄乌冲突爆发推动通货膨胀也是事实，2022 年3 月与2 月相比，美国预期通胀率提升了1.4 个百分点，欧元区提高1.8 个百分点。

　　二是关于新冠疫情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这也是本书的核心。在新冠疫情初期，经济学家和央行政策制定者曾担心世界陷入全球性通货紧缩陷阱。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就在新冠疫情感染最严峻的时刻已经过去、防疫对策开始生效、疫情进入相对稳定期、经济开始重启之际，通货膨胀突袭了长期习惯于低通胀的世界！因此而成为难解之谜。

　　作者总是提出不同于周围人的独特观点。在疫情暴发初期的物价下降阶段，经济学家和央行政策制定者笃信的逻辑线条是“新冠疫情= 经济萧条= 通货紧缩”，即使当2021 年春季物价出现上涨苗头时，“暂时性”通货膨胀的观点仍占上风，并没有引起央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就在这种背景下，作者提出了疫情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的观点（《周刊东洋经济》，2020年5 月29 日），这个观点是鉴于100 年前西班牙流感带来劳动力市场紧张和实际工资上涨而提出的，事实却是新冠疫情在死亡规模、死亡人员年龄结构及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与百年前的西班牙流感存在很大差异，不会因疫情伤亡而对劳动力市场供求产生重大影响，这使作者反思进而寻找更有力的其他证据；在2020 年7 月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织的公开网络讨论中，IMF 设计的场景是疫情导致的健康受害带来经济损失，即新冠疫情带来人员死亡，降低GDP（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作者认为，如果这个场景正确的话，应该是健康受害程度越大的国家，经济损失也越大。事实却证实，健康受害和经济损失之间并不存在直接联系，如美国百万人口中死亡1 493 人，日本死亡54 人，美国GDP 下降6.83%，日本下降5.96%，美日之间健康受害的差距有28 倍之大，而经济损失的差距却微乎其微！针对健康受害和经济损失不对称的问题，IMF 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认为，是新冠病毒流行的经济冲击通过贸易或金融渠道外溢到全球。作者再次通过事实说明，新冠疫情冲击并不会像雷曼兄弟事件那样对整个世界带来负面影响，面对面的服务消费下降并不会外溢到其他国家。进一步思考的结果是，作者提出了一个假说，就是信息主犯论，病毒信息传播外溢引发所有国家均出现严重的经济损失，假说的逻辑线条是疫情信息传播—管控措施—经济主体行为变异，即疫情信息广泛及时传播，政府采取管控措施，带来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变异。经济主体的行为变异是否会改变市场供求、影响价格变动呢？

　　三是针对上述假设，作者从两条路径进行了系统验证。一条路径是通过智能手机定位系统收集了日本消费者在休息日和工作日的手机定位信息，发现消费者在休息日减少了外出，增加了居家时间，意味着消费者减少了服务消费，而增加对货物的消费；而劳动者在工作日减少了在办公室和车站出现的时间，试图说明自动离职或提前退休引发的非劳动人口增加问题。这一现象同时出现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消费者和劳动者“同步”出现了行为变异。针对疫情后居民外出的具体原因，作者研究发现疫情期间外出总体减少了50%左右，政府管控措施发布后减少外出的比例不到一成，其余的四成左右是居民接收到疫情暴发的信息而主动减少了外出。本书将这一效应称为信息效用，而且还证实政府管控的强弱与经济损失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另一条路径是运用欧美国家的统计数据证实了各类经济主体行为变异所带来的影响，首先，验证了消费者从服务消费向货物消费转移的现实，以及货物消费在持续下降趋势下于2020年之后出现的突然冲高现象。需求的“突然”和“同步”转向带来货物产品的供给不足、价格上涨，而服务产品价格刚性导致需求下降并没有带来价格的大幅降低，两者共同导致当前的通货膨胀。其次，验证了已经不能回到职场的劳动者行为变异。美国非劳动人口在2020年4月突然冲高，由疫情前的9 500万人猛增到1.4亿人，之后虽有回落，但与疫情前相比，仍增加约500 万人。作者提出尽管美国存在居家办公的习惯，如此规模的人口离开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最后是企业的去全球化行为，主要表现为世界贸易的走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贸易占GDP的比例持续上升态势发生改变，出现了徘徊局面，企业全球化经营原则也从成本效率转向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产业回流或友岸回流已经成为跨国企业的经营战略。

　　由此，作者认为疫情后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交距离后遗症带来的经济主体行为变异，尤其是各类经济主体“突然”“同步”出现的行为变异，对不同产品的供给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得出结论，此次通货膨胀属于供给冲击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持续时间也取决于“长社交距离”的持续时间。

　　关于如何应对此次通货膨胀，作者的研究也是从3 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与通货膨胀原因的谜团相比，更大、更深刻的谜团还是菲利普斯曲线出现了问题。菲利普斯曲线年代以来经济学家经过长达半个世纪“复仇式”研究所得出的最重要关系式，如果以公式来表示的话，可以写成：

　　公式右边第一项的预期通胀率与现实的通货膨胀率成正比，如果通货膨胀预期稳定的话，就不应该发生通货膨胀。此次美国通货膨胀走势显示，2022 年8 月通货膨胀率超过了9%，但5 年的预期通货膨胀水平（2.5%）与美联储设定的2% 通货膨胀目标没有太大差异，预期通货膨胀率低下不能解释当前的高通胀水平。第二项表示需求的强弱，主要取决于系数a，即失业率变化与物价变化之间的关系。在2007—2020 年菲利普斯曲线还是一条相对平坦的曲线，失业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物价会上涨0.1%，2021—2022 年失业率下降尽管超过3 个百分点，对物价的影响仅在0.3% 左右，失业率降低也不应该成为引发高通货膨胀的原因。基于排除法，前两项被排除之后，就剩下最后一项X，这就是供给因素在通货膨胀决定机制中的作用。而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物价理论，均聚焦在需求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对于供给侧引发通货膨胀的研究存在严重空白，依旧处于“黑箱状态”。

　　二是从菲利普斯曲线变形和泰勒规则失效问题出发，提出中央银行失去了颇具神通的政策工具。菲利普斯曲线长期以来是各国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时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工具，尤其是对以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为双重目标的美联储来说，可以在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可谓复杂经济状况下美联储的救命稻草！新冠疫情后，菲利普斯曲线 年发生了显著变形，失业率从6.4% 下降到3.6%，通胀率却从1.5% 提升到了5.3%，二者的对应关系变成了“失业率下降1%，通胀率提高1.4%”。很显然，这是意想不到的供给因素导致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形。泰勒规则是根据当下的通货膨胀率和GDP 状况，确定为实现理想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的目标值）所需要的利率水平，这是世界各国中央银行运作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如2020 年春季以来，美国伴随疫情带来的景气恶化出现了物价水平下降态势，当时根据泰勒规则计算的理想利率水平为-5%，虽然世界上一些国家实施了负利率政策，但怎么也不会达到-5% 的水平。

　　三是分析当前世界各国所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对于供给冲击性的通货膨胀，本应该从供给方入手采取措施，由于中央银行并没有专门应对供给驱动型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只能暂且不理会减少的供给，通过紧缩货币政策降低过度需求，使之与减少的供给相平衡，也就是实现缩小的均衡。在这个过程中，GDP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从现实来看，美国的提息并不像以前那样，基于加息对通货膨胀产生预期效果的准确预估，而是试着稍微上调利率，运用统计数据确认通货膨胀的反应，反应不充分时继续调高利率，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作者还提出，如果欧美国家不能尽快遏制通货膨胀，有可能进入第二个回合，就是通货膨胀引发工资上涨，企业将随之而来的工资成本上升转嫁到产品价格上，推动价格进一步上涨，就是工资和物价的螺旋式上升，这是许多国家曾经出现，也是央行最难以应对的状况。阿根廷、巴西和以色列等国通货膨胀时期，最初都是通过货币紧缩政策为需求降温，但都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同时，伴随需求下降的是GDP的萎缩和失业率大幅上升，达到了整个社会不能承受的程度。这意味着需求侧的调整政策陷入僵局，不得不采取更加具有强大药力的“另类”政策，这就是阿根廷和巴西等国政府主导的“工资冻结”方式，至此作者为设计日本摆脱通货紧缩愿景而埋下伏笔。

　　日本的物价“异象”主要表现在急性通货膨胀和慢性通货紧缩交织在一起，成为世界唯一。作者聚焦的是，如何通过疫情这个“机遇”，使日本摆脱困扰了20 多年的通货紧缩问题。

　　首先，分析了日本同时罹患“急性病”和“慢性病”的现象。本书运用渡边努本人开发的“渡边图”直观描述了2022年6 月构成日本CPI 的600 种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发现天然气、燃油和电力价格上涨了10%——20%，这与其他国家没有太大差异，而国内制成品价格中，40% 以上的产品价格不变，在零附近出现了异常高耸的立。